亦藏亦刻:近代天津文化名流与出版

2019-02-25 来源: 高手高手网待彩吧_正规网 

  

自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以后,天津作为“海河之要冲,畿辅之门户”,成为重要商埠地区。全国各地,人流物流,涌向天津。四方来客,五方杂处。特别是在天津各国租界内又多住清末遗老、民国军阀、下野政客、富商巨贾,以及实业家、金融家、各界名流,市场上时常能够见到宋元旧椠、清宫遗物、名家藏品等,这就为天津私家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。其最核心的特点,在于这些藏书家并非“宝秘其书”的收藏者,所藏同时即其所用,表现在刻书方面,即整理出版自己所藏所著的书籍,以沾溉学林。由于藏书家的偏好不同,其刻书亦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色。

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一大特点为保存文物珍本。其中较具代表性之人物为陶湘。陶湘,字兰泉,号涉园,江苏武进人,历任浙江道员、京汉铁路监督、北京交通总行经理诸职,家境甚殷,专收明板朱墨套印本、汲古阁本及清武英殿开花纸本,遴选甚精,往往重为装潢,新若未触,虽时过于购求之费,犹夷然不顾。编辑和刊刻目录之书有《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》、《涉园所藏宋版书影》、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》、《清代殿版书始末记》、《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》、《明吴兴闵版书目》、《明内府经厂书口》、《涉园明本书志》等;考订有《清代殿本书目》、《武英殿聚珍版书目》、《武英殿袖珍版书目》、《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遗》等多种。他藏书以套印本、开化纸本、殿版书、版画书为特色,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性较强,在印刷史、美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,因之其刻书也注重精雅悦目,《景宋金元明词》、《景汲古阁宋金元词》、《儒学警悟》、《百川学海》、《书目丛刊》诸类,皆足为典范。

另一具有代表性之刻书家为周叔弢。叔弢,名暹,以字行,号弢翁,安徽至德县人。周氏藏书质量极高,兼具学术与文物价值,宋元珍本、明清名家批本、稿抄校本、活字本等皆甚多,后全部捐献,珍本六千余册归北京图书馆,善本十一万余册归天津图书馆,六万余册归南开大学图书馆,可见其藏书之富。周叔弢藏书之余,不辍丹铅,注重对图书的校勘与研究,是其学术特色。主要刊刻影印的有:元本《庐山复教集》、宋本《寒山子诗》、清道光石韫玉古香林刻本《九僧诗》、宋书棚本《宫词》、嘉兴沈涛撰《十经斋遗集》等,皆为世所稀见之本,具有极强的文物价值。

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二大特点为注重学术价值。藏书家所以能成其藏书之大,以“文献家”扬名海内,除其丰厚的资金基础外,独到的学术眼光也是不可少的。藏书家而兼学者,乃是天津知识人的又一大特色,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多学术名家,在天津聚书、捐书,洵为美谈。因之,天津刻书家往往又是学者刻书,其对书籍的选择,颇有以学术价值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者。

如严修(范孙)先生,是我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,著名教育家、书法家和藏书家。先后创办南开中学、大学。其“蟫香馆”藏书有两大特点:其一,实用。严修先生的藏书,几乎没有宋椠元刊。他是为读书而藏书,所藏之书虽非珍本秘籍,但都是精心选中的通行本。这一点与梁启超“饮冰室”的藏书相似。其二,类全。所藏之书,经史子集四部咸备。略如经部,有清康熙刻本《书经近指》、明晋藩刻本《春秋左传类解》和明正德刻本《四声篇海》等;史部,有明嘉靖刻本《史汉方驾》、清康熙刻本《明名臣言行录》和明天启刻本《筹海图编》等;子部,有清顺治刻本《儒宗要理》、明崇祯刻本《大学衍义》和明刻本《锦绣万花谷》等;集部,有明任城杨氏刻本《蔡中郎集》、明崇祯刻本《黄御史集》和清康熙刻本《午亭文编》等。而丛书也别出一类,将要者觅得插架,如《汉魏丛书》、《津逮秘书》和《正谊堂全书》等。因之,严修的刻书,核心在于推广教育。清末时期,严修就刊刻当时著名的《輶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、《先正读书诀》等书,使学者能识读书门径,也因之被周恩来称为“是封建社会的好人”。1915年,严修自印《严氏两世事略》线装一册全。内容为严修追述祖辈、父辈创业之艰辛、行善积德、家教庭训而作的回忆性著作,是研究严修家世、社会关系的重要文献,也算是天津的乡邦文献,而同时此书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其影响及于昆弟。严修先生的弟弟严台孙也受其影响,大量收集、整理了天津文献,并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,惜在抗战中随馆同毁。

此外具代表性的出版家有金钺。金氏在天津与查氏水西庄家族齐名,以书香传家,一门励志笃学。金钺曾任天津修志局编修,为天津著名诗人、画家、藏书家、出版家,刻书甚多。其刻书重视乡邦历史文献。其编刻的乡邦文学总集有《金氏家集》、《屏庐丛刻》、《天津诗人小集》、《金刚愍忠表忠录》、《天津文钞》等,并致力于天津的修志工作,其书大多供给天津志书编纂资料用。其刊刻的乡人学术著作有王又朴的《诗礼堂杂纂》、查为仁的《莲坡诗话》、查礼的《铜鼓书堂词话》、梅成栋的《吟斋笔存》、杨光仪的《耄学斋日卒语》、徐士銮的《古泉丛考》、王守恂的《王仁安集》等若干种。其刊刻的《重刊广瘟疫论》一书,有自序云:“辛酉之春,予托厂估搜求多日,乃得一旧抄本,原版殆久佚矣……爰以予所得抄本与文波旧藏刻本参互考校,厘定重刊,俾广流传。”足见对学术考证的认真态度。他所刻的书籍,多请罗振玉等名家题签,从北京聘请书工、刻工来家里工作刻书,不惜本钱,质量极高,被誉为天津刻书第一人。

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三大特点为求取个人扬名。文人与出版家有极大不同。出版家刻书,注重盈利,对市场较为敏感;而文人刻书则不是,往往多为公益性的活动,希望借此以传名。这一类具有代表性的刻书家当推徐世昌。徐世昌为近代大官僚,早年与袁世凯为莫逆之交,后在清历任兵部侍郎、政务大臣、军机大臣、民政部尚书、东三省总督兼署奉天巡抚、邮传部尚书等;民国后历任国务卿、大总统,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重要地位。1922年以后退职,居天津英租界,以编书、刻书、吟咏为事。其在从政之余,雅好藏书,其自刻之《书髓楼藏书目》八卷,列举藏书七千余种;又《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》四卷,专门收录清人别集两千七百种;《退耕堂题跋》四卷专录所藏金石书画目录。以此基础,徐世昌主持了多种大著作的修纂。其《晚晴簃诗汇》、《清儒学案》、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、《颜李学》、《水竹村人集》,虽然学界褒贬不一,但篇幅之大,在当时是罕见的。所谓褒贬不一,是因为其刻书的目的在于扬名,好大喜功,加之本人学术根底不足以支撑大著作的编刻,因之学术价值往往粗率,被专家所笑。(作者:张昊苏)

  

推荐阅读